孙孝凡关于通过集体不确定性展望适应性再利用的未来

孙孝凡关注现有建筑的改造与保存——这一点在他的多个纽约再利用项目中可见一斑，无论是在专业工作中还是在其他方面。他经常指出，使用现有建筑不仅更具经济效益，还提供了一套限制条件，这些限制常常激发富有创意的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再利用现有结构可大幅降低新材料、能源和人力成本——这是通向可持续未来的负责任一步。

孙孝凡在中国长大，亲眼目睹了自19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的爆炸性增长与大规模建设活动。他通过“相位集合体”研究项目形成了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批判性见解，该项目用三个术语简要描述：布尔什维克主义、FLABB性和不确定性。

布尔什维克主义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今中国规划的状态，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据孙孝凡所说，在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城市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规划与建设浪潮。最近一次引发了普遍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状态。自1978年经济改革允许土地商业用途后，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城市边缘的大片村庄或农业用地被系统性地规划并改造为商业用途。为了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大利润，土地通常被划分为较大的地块。这种规划的盈利性质也决定了所建建筑的类型。大多数新建筑物具有单一功能——无论是住宅、办公楼还是零售业。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筑由大公司建造并出租给承租人，这些承租人通常也是大型企业的一部分。

孙孝凡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筑还包括一种模糊的语言。建筑物的实体常常由单一材料或面板覆盖，不区分内部功能。这种冷漠在外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建筑成为自足的实体。城市变成一系列岛屿，在这些岛屿内几乎不存在形成有意义邻里关系的可能性。高密度封闭式住宅区和商业结构消除了集体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空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抹去了集体本身。随着街道失去其公民功能，它们几乎成为仅用于聚集的区域，并且通常完全封闭。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对谁可以进入和停留以及使用时间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

FLABB性

许多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但该项目强调了一个更早期的类型学样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对：建于19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住宅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这些区块通常集中建设并规划。这些小规模结构代表了集体匮乏的时代。孙孝凡热情地谈到这种类型：“我是在这些地方长大的，我亲切地称它们为五层楼住宅（或FLABB）。它们遍布任何中国城市，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近期记忆中。”

对孙孝凡来说有趣的是，FLABB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筑相比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城市建筑设计方法。由FLABB填充的城市部分在规模上更加亲民——建筑本身较小，街道也更窄。这些住宅综合体的底层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成了众多餐厅、酒吧、商店、药店和其他场所。

本地商业的增长形成了密集的商业带。它们通常不符合规范，拥挤且紧凑，但大量此类商店提供了多种选择和竞争。最重要的是，正如孙孝凡指出的：“它们的小尺寸和高密度使得运营成本低廉，因此其商品——食物、饮料和服务变得可负担。”

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筑相比，FLABB是易于理解、可接近且程序灵活的。商业内容常常延伸到街道上，进一步提高了其可见度。FLABB提供的商业比大型商业项目更加亲民和扎实。建筑内商店的基本尺寸直接取决于此前存在的住宅单位大小。由于住宅房间通常采用承重墙结构，水平扩展常常受到几个结构性部分的限制。承重墙控制着商业规模，但允许其在框架内发展。

不确定性

孙孝凡的研究项目旨在改变FLABB类型并恢复市中心的活动密度。他希望通过一系列拆除、添加和改造FLABB类型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建筑层面，隐藏的程序中性品质变得明显；在街区层面，则创造出孔隙性和层次感。

该项目认为结果是一种新的“不确定性”状态——因为建筑变得程序中性，功能边界变得模糊或几乎消失；拆除和添加削弱了街区先前单向的方向性，使其变得不确定；最重要的是，最终结果反映了个体与集体在本身不确定的语境中的复杂概念。

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FLABB性在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可能性几乎无限。然而，孙孝凡选择北京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其象征意义，还因为它拥有一些中国最大的城市街区。许多这些街区是“单位”——政府机构、工厂、公司或为员工提供住房的场所——的遗产。在紫禁城区域，大多数住宅建筑采用相同的16米模块建造。高重复性的住宅综合体使其成为测试各种干预的理想对象。该项目聚焦于较大区域的第六区段。该区段提供了东西向街道、南北向街道、小巷和交叉口等通用条件。

孙孝凡关于通过集体不确定性展望适应性再利用的未来